现代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经济推动的，它造就了一个随着利益流动的陌生社会结构。
如《安全生产法》第97条规定，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经考核合格的，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这也正是《行政处罚法》第1条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之立法目的所在。
其次，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在没有上位法律的前提下，国务院为履行职权，通过行政法规径行创设违法行为的实践十分普遍。[36]江必新、夏道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条文解读与法律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37-38页。2.现行法秩序下地方性法规违法行为设定权的例外空间 中央立法要想做到全面妥善回应各个地方的不同需求，几近神话。根据《立法法》第73条的规定，执行性立法的规范前提应当是存在上位法的具体规定。刑法理论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要件要素进行分类
（一）行政法规设定权的规范空间 违法行为的设定作为一种立法活动，除了受到《行政处罚法》的规范以外，也受到《立法法》关于地方立法权限范围的调整。[12]参见奚山青、黄翀：《论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与入罪标准》，《中国检察官》2017年第18期。因此，有多大的权力，就要受到多大的限制，权力越大则限制越大。
为了完成该项任务，就必须重新设计监督权，采取集中化的专门立法模式以整合分散的监督资源，提升监督权的法律地位，构建相对独立的监督权。然而在监察实践中，这一规定被误用为合并调查，即当一个案件中既涉及职务犯罪又涉及非职务犯罪时，所有的犯罪事实均由监察机关一体化调查。监察权的运行问题，根源于权力结构失衡，这与改革早期的价值立场紧密相关。因此，对监察权的再监督更需要在同体监督之外寻求异体监督。
国家权力从集权到分权，实现了权力结构的整体平衡。以上监督方式，包含了柔性监督与刚性监督，功能上相互补充，体现了全国人大在监督内容上的宏观性整体性与控权式监督的顶层设计，较为合理地明确了立法机关的监督职责。
监察权的设立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强化控权的核心立足点。譬如，监察权吸收了司法权的成分，在处理职务犯罪时具有准司法权属性，因而很轻易地渗透了司法程序。在新四权结构下，监察权需要来自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监督。此种意义上的行政监督，属于异体监督，能够保障监督的实效性，同时又属于间接监督，并不妨碍监察权的正常运行。
二是监察管辖对司法管辖的实质压缩。因此，即使立法规定，监察机关应当依法行使职权，并与其他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也难以从事实上改变监察权对其他公权力的影响渗透。从根本上说，反腐败是为了防止公权力滥用，促进公权力运行的法治化。紧接着，深化改革需要面临的问题主要有：监察权如何与司法权衔接配合，从而使两者形成反腐合力。
于是，新的权力结构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中，分权是对传统模式的吸收，控权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两者融为一体。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监督权依附于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权力而存在，在编制上又受到被监督者的行政制约。
如前分析，基于权力博弈逻辑配置的监察权，容易渗透司法程序，影响司法权的运行。（2）对发现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
当规则以成文法的形式颁布时，人民会更进一步接受这些规则，把它们视为共同的行为标准，并承认众人都有义务加以遵守，甚至把这个服从的义务追溯至更上位的遵守宪法的义务，此即法治的第一个层次——规则之治。在反腐理念上，从注重惩治到侧重预防的变化，强调反腐的主动性，使执纪监督与执法监察形成合力，及时发现并遏制腐败蔓延，保障了监察权运行的高效性。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包含完善监察法律法规、优化监察体系、健全配套制度等全方位提升，在此深化过程中，监察法律法规从缺漏到健全、监察体系从形成到优化、监察制度从初步构建到臻于完善，如同量变引起质变，借助规范和制度的累积、优化与完善，最终实现监察法治的层次进化。然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价值立场决定了这些形式完备的法律实质不善良，根本无法保障公平正义，亦无法实现法治目标。监察法第41条规定：调查人员进行讯问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但是，就如何相互制约，监察法实施条例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总之，深化改革的根本逻辑是以良法善治推进监察法治进化，塑造监察良法，需穿透至新四权结构的运作过程，重点关注权力结构平衡。而司法权是与监察权沟通最为活跃，同时也是现行权力体系下对监察权实施异体监督最具潜力的公权力。
但进入到司法程序，公开全程录音录像并不存在任何干扰调查的问题，在司法阶段仍然不公开全程录音录像，唯一的实质理由只能是由于调查过程涉密而不宜公开。监察权作为一种优势权力，实质上保障了监察权运行的权威性。
从形式完备的法律到实质良善的良法，是法治进化的重要体现。进一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仅需将法治反腐的成功经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还应正视和解决改革第一阶段的遗留问题。
因此，对于审判机关而言，通过综合考虑被告人陈述和辩解、律师辩护意见等资料，对影响定罪量刑的案卷材料进行实质审查，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摆脱卷宗依赖、践行以审判为中心理念的重要路径。例如，监察人员贪污贿赂、徇私舞弊的，应当作出降级、撤职、开除等政务处分决定。监察权的不当行使助长了问责的泛化，极大压制了公职人员履职的积极性，还引发了乱问责、错问责、问错责等问题。总结我国长期以来的反腐败经验教训，立法者意识到，监督的本质不是分权，而是权力博弈，要想保障监督的实效性，就必须使监督权在权力博弈中占据主动和优势，以确保对公权力形成实质约束。
因为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权是实质的侦查权，调查认定的事实、获取的证据必然影响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与审判机关的裁判。监察实践中，即使律师成功申请调取录音录像，也可能无法观看。
一方面，在纪监关系中，纪检机关与监察机关采取合署办公模式，事实上确立了监察权的主导地位。因此，对控权过度问题的反思应当着眼如何合理优化配置监察权。
在权力运行层面，化被动监督为主动监察。在监检关系中，应强化检察权对监察权的法律监督。
在实践中，监察权对行政权、司法权形成了动态制衡，而行政权、司法权则相对难以制约监察权。监察权如何与纪检权衔接，从而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释放反腐效能。因此，在监察与司法衔接环节，应当重点强化检察权对监察权的再监督，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展开立案监督以及职务犯罪调查的过程性监督。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第一阶段，通过组建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以及配套调整宪法、刑事诉讼法等关联性法律规范，初步形成了以监察权为中心的法治反腐体系。
从行政违法责任来看，根据监察法和监察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制裁。因此，如何在引入控权机制之后，合理平衡分权与控权之间的关系，对权力结构的平衡而言至关重要。
进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深化阶段，需更加理性审视监察权本身，正视权力结构失衡的法理不足及其带来的现实问题，确立相对平衡的权力博弈结构。我国早期立法采取监督分权模式，在全国人大统摄之下，各项监督权散在地分布于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权力之中，监督权受特定公权力管束，其法律地位相对较低。
因为分权中蕴含着制衡成分，这既意味权力之间的界限分明、禁止越权，又表明了权力之间需要彼此制约和监督。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观察分析，监察权的介入虽然有助于建立严密的腐败预防体系，但是，过于激烈或刚性的控权机制，容易抑制权力活性、挫伤公职人员履职的积极性，造成了公权力行使主体的消极懈怠，往往弊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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